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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和全球变暖:棘手,却不急人

企业需要重新考虑如何处理气候风险

关心气候变化的CEO——这年头大多数CEO都自称关心——常常强调他们的企业总部采用了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降低碳足迹的措施。上月,汽车制造商大众要求其四万家供应商减少排放,否则就可能失去大众这个大客户。与此同时,许多投资者表示,他们担心如果碳税最终开始起作用,自己会被变得不值钱的燃煤发电厂股票拖累。然而现实是,实质性的全球环境法规还未见踪影。因此,严重气候变化的风险正在上升,对许多企业的实体资产构成了威胁。大多数企业对此仍然无动于衷,其中有许多是故意视而不见。但它们应该要开始担心了。

自然灾害破坏供应链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19世纪股份公司开始流行之前,企业就已经在应付洪涝、干旱和风暴了。有两件事发生了变化。首先,供应链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全球化(看看大众公司就知道了)。关系链成倍增加,可能出现问题的环节也就相应增加。很多环节是在热带地区,受极端天气的影响更甚于温带的西方国家。

其次,全球变暖正在各地催生出更多极端天气事件。2017年,休斯顿在不到40年的时间内经历了第三次“500年一遇的洪水”,加州遭受了史上20场最严重的山林大火中的五场,印度次大陆的部分地区在漫长的季风雨季过后遭水淹多日。那一年,保险公司总共支付了1350亿美元的巨额赔偿金。估计另有约1950亿美元的损失没有投保。发电厂经常低负荷运行,因为用于冷却的河水水温太高了。去年,世界上最繁忙的水道莱茵河因降雨不足以补充水源而中断了商业通航。

企业风险管理人员才刚刚要认真着手处理复杂的供应链问题。但他们在评估气候变化风险上的能力一塌糊涂。由于不熟悉能预测未来破坏性天气的前沿气候模型,他们只能依赖洪水地图这样被反复使用却全不准确的回溯工具。

去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把企业资产的物理风险纳入会计核算后,会让全球1.1万多家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减少2%至3%。这比很多股票任何一天的股价变动幅度都要低,也大大小于向清洁能源转型对公司股价的下行影响(估计为15%)。然而,与能源转型不同的是,对公司资产的某些物理损害几乎肯定会发生。不仅如此,随着全球变暖,受损的风险也随之上升。而平均值掩盖了不同企业遭受损失的巨大差异。有些会损失近五分之一的企业价值,而大多数公司都不知道自己面临的风险有多大。

企业没什么紧迫的理由去寻找答案。对于诚实披露从前未承认的风险的举动,市场倾向于做出惩罚,而非奖励。企业一旦了解到自身受到大自然的“重大”威胁之后,就有义务向股东披露这些威胁,所以反倒是干脆置之不理来得更安全。虽然信贷评级机构和保险公司正忙着重新评估气候风险,但企业的保费和信贷成本几乎没有升高。就算市场难得重新评估一下某家企业的风险,也是匆忙为之。加州的公用事业企业太平洋煤气电力有限公司(PG&E)于今年1月被迫进入破产保护状态,因为保险公司和贷款机构认定该公司可能引发野火而要承担数十亿美元的赔偿,纷纷避之不及。

如果企业在法律上有义务评估和披露自身面临的气候风险,就能尽可能避免上述情况。2017年,由一些国家的监管机构组成的国际组织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为上市企业发布了自愿性指导方针。这些指导方针应该强制执行。

企业承认自身所面临的威胁符合它们的长远利益。灾后从廉价保单获得的赔款聊胜于无,但远不及未雨绸缪所能避免的损失。应对措施可以是在工厂周围建立防洪屏障,或加固仓库屋顶以抵御更强的风暴。保险公司估计,每在这些措施上花一美元,就可以节省五美元的重建费用。可能需要游说政客,以填补每年在灾害复原能力方面1100亿至2800亿美元的公共支出缺口。在极端情况下可能还需要退出某项业务。如果这能充分暴露全球变暖的严重影响,那么全世界也可能会开始认真对付它的成因。